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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医疗保健体系得建立,多亏了这两个人
2021/11/15
2021/11/15

编者按:新加坡医疗保健系统世界闻名,本文介绍了吴作栋当年推行保健储蓄政策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所做的努力。

李光耀可不是一个能被轻易阻挠或置之不理的人。可是自1975 年以来,已经整整六年了,他的老战友杜进才始终拒绝妥协。时任总理的李光耀为了如何避免新加坡的医疗预算持续增加乃至最终失控而大伤脑筋,遂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与其全然依赖税收来维持全国医疗保健开支,他希望每一个人也能为各自的医疗需求承担责任。

李光耀的计划是,利用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公积金制度”来做到这一点。

他在《李光耀回忆录》一书中是这么写的:“……我提出建议:要每一个人把自己一部分的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大家也能各自承担自己的医药费。……而也因为个人得负责承担自己的医药费,这就可以防止人们滥用医疗服务。”

(图源自:TheStar)

可是当时的卫生部长杜进才断然拒绝这项建议。杜进才刚到过中国北京的医院考察,对中国政府为举国上下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做法十分佩服。

专门研究卫生医疗政策的经济学家潘家鸿分析,这位元老级部长把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理念也引进了卫生部。“杜进才的意识形态观念很强,他主张建立一套以税收为基础的再分配医疗体系, 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

这个理念如果那么容易落实,社会主义早就成功了。可事实却是,共产主义失败了。”杜进才所谓的中国经验, 在李光耀眼中全是废话。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说我不相信他们能为所有北京人提供那种水平的医疗服务,更别说是为全中国人民。”

这位总理继续推动自己的想法,于1977年得以向前跨出了一小步:规定每个公积金会员从每月收入拨出1%,用以支付自己和家人的医疗开销。但这仍是不足够的。根据卫生部的计算,每个人必须拨出公积金户头中6% 至8% 存款,才足以应付医疗开销。

1981年,李光耀在好几个课题上都与杜进才意见相左;于是,他毅然撤除杜进才的卫生部长职务,将他调离内阁。杜进才当时的身份还是人民行动党主席,使得这次人事调动愈发显得突兀。而获李光耀钦点以取代杜进才坐上卫生部长位子的,赫然是蹿升迅速的吴作栋, 这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当年,卫生部在外界眼中并非重量级部门,当时在卫生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许文远就透露,杜进才私下称这个部门为“灰姑娘部门”,意指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总是被外界视为理所当然,所付出的大多未受到应有的认可。

吴作栋调任卫生部,在大多数人眼中就是贬职。可是卫生部的官员却有另一番解读。许文远说:“他可是迅速蹿起的政坛明日之星啊,怎么会突然调来掌管一个‘灰姑娘部门’?大家的反应也很惊讶,都在想:我们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重要了,须得由一位重量级人物来掌管?”

可是李光耀很清楚自己对这位年轻挺拔、真命天子似的吴作栋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和期许。“他了解我的构想: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务, 但同时要求人们共同承担费用,以确保它不被滥用而又能控制成本。

保健津贴固然有必要,却可能对预算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结果,吴作栋在三年内落实了李光耀的想法,制定了全球首个国家医疗储蓄基金,那就是:“保健储蓄计划”。

(图源自:吴作栋 Facebook)

虽说吴作栋并非出身医疗界专业领域,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确实是担负起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多年后,他在1991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谈到自己年少丧父的经历如何形塑他日后对医疗保健政策的想法:“一个人早逝对家属造成的冲击,我能感同身受。

但是如果我还能为当事人和他的家属做些什么,我一定会设法避免让这个人过早离世。所以我一定会确保每一个国民都能负担得起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

曾对吴作栋卫生部长任内的作为做过大量研究工作的潘家鸿分析,他出身贫寒,在卫生条件恶劣且拥挤不堪的巴西班让长大,这样的环境让他愈发渴望为人们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位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经观察家说:“经历过蹲坑茅厕时代的人, 会对保健与卫生服务心存感恩。”

吴作栋掌管卫生部,不光是为医疗体系引进了经济学家的诠释和方法,也融入了私人企业界的原则—— 扩大价值、减少浪费。生产力和效率遂成了医疗体系的关键词。

潘家鸿说:“新加坡是第一个将经济动力融入医疗保健领域的国家。政府要新加坡人保持健康,不仅仅为了强身健体,也是为了加强生产力,让自己更有能力为经济作出贡献。政府也不准备乱花钱造成浪费,钱绝对要花得有效率。这种视角,也只可能出自一位经济学家!”

(图源自:吴作栋 Facebook)

对吴作栋来说,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他在政坛上的第一幅画布, 让他不只挥洒出一幅愿景,也同时为许多微小细节精心绘上斑斓色彩—— 寓意上也是字面上的色彩—— 并绘出一幅可长久持续的伟大医疗画作。而这幅巨作中最耀眼的亮点,莫过于保健储蓄政策了。

这项计划背后的思考再清楚不过:在人口不断老化的大背景下,劳动力会日益萎缩,税收也会相应减少,因此新加坡的医疗制度不能再以税收作为主要融资来源。

取而代之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强制性个人储蓄计划来应付住院费。这类计划也能将医疗保健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变数脱钩。当人人都承担各自的部分医药费,自然也能有效减少滥用和浪费的现象。“否则到头来,用的是大众的钱,责任却无人担当。” 潘家鸿如此总结。

可是要向公众宣传保健储蓄计划却很棘手。吴作栋在1982年3月第一次宣布计划大纲,当时距离安顺区补选才刚过五个月,坊间民怨高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享有民众近乎20年不容置疑的绝对信任之后,初次感受到民心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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