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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眼中:竟然有完全不同的“两个新加坡”?
2021/03/12
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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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965年8月被马来西亚联邦驱赶,被迫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的时间。

新加坡几乎完美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工作,比如欧美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泰国人,当然, 中国人还是其中,占比重最大的人群之一。

但近几年来,新加坡跨越发展的瓶颈逐渐显现,2020年更是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大幅度的衰退,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崛起,移民新加坡的优势似乎不再明显,选择新加坡作为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大陆人数明显减少,甚至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群中还出现了“回国潮”。

1、

7万中国人,

揭开新加坡的“黑暗世界”

光鲜亮丽的新加坡,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甚至在这场疫情之下,依然可以称得上是“防疫楷模”。至今总共60052人确诊,治愈59905人,死亡病例仅有29人,每日的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

可是,这仅仅是新加坡的一面,在光鲜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黑暗世界”。

新加坡统计的感染人数,只包括本土居民,而在新加坡至少有32万外来劳工,他们的确诊数量是不被统计进去的。截至2020年年底,这32万人当中,就有超过15万人确诊。而在这32万劳工中,有7万人来自中国。

外劳,一直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他们从事着新加坡本土居民不愿意去做的底层工作,比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流水线工人、女佣等等,他们填补了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的空白,曾经一度占到了总劳动力的四成,是“花园城市”繁华之下坚实的基础。

外劳的权益在新加坡长期以来被忽视,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而当疫情来袭,这种忽视便到达了顶点。

为什么疫情在外劳群体中迅速扩大?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挤的宿舍。

一般这些外劳们都会住在和居民区分开的员工宿舍之中,条件简陋而艰苦,一个房间经常摆满了上下铺,要住12-20个人。

当外劳疫情爆发之后,新加坡当局迅速采取了隔离政策,可这种隔离,只是为了不让疫情散播到本土居民区,对于宿舍内的治疗和防疫,依然是一贯的忽视态度。

今年40多岁的老韩,来自中国河北,2019年来到新加坡的建筑工地打工,每月可以赚到2000多新币,差不多1万人民币。虽然工资让他还算满意,但是疫情一来,他就断了收入,还要和另外11名中国工友隔离在一间宿舍里,12个人共享一个洗手间和厨房,由于空间狭小,洗完衣服都没有地方晒,又严格禁止走出宿舍,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低落。

新加坡外劳宿舍

更令他们无语的是,新加坡这边第一次检测的时候,宿舍里12个人没有一个确诊,可是等到第四次检测时,包括老韩在内有6人都是阳性。

没有收入、没有自由、再加上感染病毒,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会直接崩溃。之前就传出了有其他国家的外劳在宿舍里自杀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想回国,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让他们走,一来是新加坡的雇主不愿意,因为劳工合同还没有到期;二来是新加坡政府不愿意,怕他们在归国途中传染他人;三来严格的归国政策,也让他们“有家难回”。

有的劳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关在宿舍好几个月,形同囚犯。

2、

当代华工下南洋

从2015年开始,新加坡引进的中国外劳达到了顶峰,超过10万名中国人在新加坡的底层岗位工作。成为除日本外,最大的中国劳工引进国家。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华工下南洋”。

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建立的,也是中国移民数百年来在南洋创造的奇迹。

下南洋的开始,源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里,放宽了对统治民众的海禁,允许他们出国谋生。而此时的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开埠不久,正是大举开发,需要用人之际。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贫困无以为生,也正需要一个能生存下去的机会。

于是就诞生了“华人契约工”,这些人签订了用工契约,以一年的工资作为中介费和船票,来到新加坡做工。大多从事码头苦力、建筑工人等职业,形成了新加坡最早的华人族群。

随着华人族群的壮大,新加坡港口的繁荣,一些头脑精明的中国商人也来到新加坡淘金,有人几番倒手之后,竟成巨富,从此定居新加坡,成为当地大户望族。

最为著名的,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祖父李沐文。16岁的时候从广东梅州独身一人来到新加坡打拼,18岁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倒卖根雕工艺品,赚到第一桶金。

数百年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直有着对南洋财富的“集体记忆”。似乎一个人只要在南洋待上几年,回来后定是满载而归。但其实在早期华人数量还不是特别多,赚钱容易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到了后来竞争越来越激烈,下南洋也出现了“内卷化”。

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间,即便你没什么技能,靠卖苦力在新加坡拉洋车,每天除去房租和车税之外,都能赚1元或8角钱,一个月下来也有20多元。这在当时绝对算高薪了。可随着华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一段时间洋车夫的薪水就只够养家糊口而已,如果不改行或者飞来横财,衣锦还乡只能是做梦。

但人们还是对南洋财富的“集体记忆”挥之不去,忽略了时代背景,进入到“幸存者偏差”之中。

人们只看到衣锦还乡的,却不管那些赚不到钱没有脸回来的人,在南洋默默无闻直至死去。

不过这些人的后代就此成为了新加坡人,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南洋,不再有奇迹

但今天的南洋,已经不再有奇迹了。

同样的“劳工内卷化”,在今天的新加坡更加严重。

华人劳工在新加坡拿的是临时工作签证,新加坡有专门的“宿舍法令”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

比如新加坡规定,在上班高峰期间,劳工们不允许乘坐交通工具,只能够由雇主提供车辆将他们从宿舍拉到工作地点。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新加坡社会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正是外劳的存在,导致新加坡疫情的恶化。

比如《联合早报》就曾刊文这样说:“大多数移工(外劳)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一下,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

不管是政府的措施还是舆论导向,对外劳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另外,“内卷化”还在中国劳工的薪水上出现。一个孟加拉国国的劳工只要中国劳工薪水的三分之一,这也导致新加坡雇主在慢慢用其他国家的劳工替换掉中国劳工。

目前新加坡的中国劳工数量已经从顶峰时期的10万多,下降到了7万。这其中中国的发展,也让新加坡薪酬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十年前一个中国劳工在新加坡能赚到1500新币一个月,在国内同等的工作可能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工资。

可是现在,如果不是年纪大了,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人愿意到新加坡做外劳了。

最近几年中国外劳大多来自北方地区,而早十年前来自南方省份的比较多。从中国经济的南北方差异上,这个现象其实也说得通。南方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像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如果是在北方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多赚点钱,还是会选择来新加坡做外劳。

说起来,都是可怜之人,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要拼尽全力才能赚到糊口之资。他们干着这个国家最脏最累的活,高楼大厦、地铁、机场、医院都是他们盖起来的,却始终被本地人冷眼排挤,区别对待。新加坡的五光十色与他们无关,他们生活在另一个“黑暗世界”。

对于富裕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是“天堂”,是他们愿意花上千万移民的国家。2020年的新加坡首富,就是在中国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富豪,此前这个位置的人,在中国开火锅店开到了上市。他们用钱通关,直接拿了新加坡护照,成为这里的公民。

外劳并不是新加坡的公民,所以他们不曾奢望能被当成公民对待,他们只不过希望新加坡能把他们当个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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